黃及人／台北報導

北京奧運聖火傳遞路線公佈不到兩小時，台灣民眾都還來不及感受到其中的喜悅，中華奧會與行政院體委會今晚（26日）立刻宣佈，不接受明年北京奧運聖火傳遞來台路線，中華奧會主席蔡辰威表示，中華奧會是政府的一部分，必須尊重政府的決策，中華奧會只能拒絕這次的聖火來台。

晚間八點半，北京奧運組委會與國際奧會同時宣佈明年聖火傳遞路線，北京奧運聖火將從越南胡志明市抵達台灣台北，隨後前往香港、澳門，最後轉進中國境內各大城市，如果奧運聖火真的來台，這將是台灣相隔44年以後，重新能夠迎接奧運聖火來台。

可是這與先前台灣主張的「經由第三國進入台灣，再向第四國繼續傳遞之方式進行」的想法大不相同，體委會主委楊忠和在記者會上強調，中華奧會與其他國家奧會一樣，都享有參與國際奧會活動的平等權利，必須遵循奧林匹克禮儀，並在台灣主權不被矮化及有助於兩岸良性互動之原則下進行。

楊忠和特別舉出中國不斷用政治干預體育的實例，包含把奧運聖火傳遞台灣的路線定位為「國內路線」，以及中國官方人士及北京奧運組委會始終用「中國台北」稱呼我方，楊忠和甚至提出近日高雄市副市長被拒絕前往北京的「個案」，來強調台灣持續被打壓的事實。

當中華奧會與體委會同時宣佈拒絕讓北京奧運聖火來台之際，台灣也將成為奧運史上第一個國家拒絕聖火來訪，目前體委會的立場相當堅定，楊忠和說：「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，相信我們拒絕聖火入境的決定，會是所有國人所期許的結果。」

    九年前，生物學家戴蒙（Jared Diamond）寫了一本暢銷科普書《槍砲、病菌與鋼鐵》，提出一套正統歷史學家極少述及的「大歷史論」。在書中，作者企圖以地理特徵解釋數千年來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趨勢，再以細菌／傳染病這一類一般人常予忽略的因素，解釋印地安人之消滅、南美洲主宰權之必然易手等歷史具體改變。這樣以少數因素涵括數千年演變的歷史研究方法，坊間稱之為「大歷史論」。最近數年，也有若干經濟學者與人類學者以「分工」之有無，去解釋何以身材較高大的尼安德塔人，會被體型居劣勢的現代人種所消滅，也算是一種大歷史觀，其解釋年代甚至跨越數萬年。

    大歷史觀當然有其限制，不能任意延伸，但是多數讀者也都覺得戴蒙所述言之成理，有一定的說服力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（GaryBecker）在十幾年前，就曾提出近兩百年社會發展的三重主要影響，一曰家庭、二曰國家、三曰市場，也是一種變相的大歷史論。貝克是經濟學家且專攻家庭經濟學，他強調市場與家庭之重要自是理所當然。而貝克所謂之「國家」，則包括有形的法制規範與無形的社會影響，稱之為「社會」亦無不可。貝克認為，現代經濟諸多現象，其實都是家庭、社會、市場三股力量交互影響的結果。舉例而言，大約數百年前，世界各國的家庭都是成員組成複雜的大家庭。當經濟日漸蓬勃、交易日漸頻繁之後，家庭所扮演的若干角色 （例如親子照顧、瑣碎家務），就開始被市場（如托兒所、餐廳）所取代；這就是家庭與市場角色之互換。

    就個人而言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同時面對家庭、市場、社會三種力量的影響；就企業而言，則家庭對企業扮演的角色較小，社會與市場則是影響企業較重要的兩股力量。以下，我們就從社會與市場兩個角度，去檢視台灣過去十年的企業興衰，看看能不能得出些有啟發性的大歷史結論。

    《天下雜誌》在過去數年每年都會做台灣的企業調查，整理其版圖、營業狀況等資料，並由數百位企業家填寫問卷，選出他們認為最具聲望或在特定領域居於領先的標竿企業。我們如果將十年前（一九九七）的台灣十大企業資料找出來，再將它與現在的情形予以比較，就會發現若干有趣的現象。十年前，台灣的十大標竿企業集團依序包括台積電、花旗銀行、中鋼、長庚醫院、南亞塑膠、華碩電腦、台灣飛利浦、聯電、台灣德州儀器、統一企業。到了二○○○年，統一竄升到第六，鴻海精密首次晉升到前十名，宏碁一舉攀升到第三，其餘台積電、聯電、中鋼、華碩等仍然維持績優生。在二○○六年，台積電仍是標竿龍頭，但鴻海已然躍居第二。

    在二○○○年時，天下雜誌也依行業別排比各產業的標竿企業。半導體龍頭是台積電、聯電，紡織業是遠東、台化，銀行業是花旗、中信，觀光旅館是凱悅、遠東國際。六年後的今天，檢視這一陣子的國內新聞，大家顯然都看到了若干改變的端倪。

    在若干年前所列的標竿企業中，有的因為ＢＯＴ招標弊案而卡在不上不下的尷尬狀態；有的是預定接班人被通緝在案；有的則是因案被起訴而潛逃海外。至於力霸、東帝士等，當年雖非標竿模範生，但最近幾年的快速沒落，卻也令人不勝唏噓。當然，除了前述向下沉淪的案例之外，也有一些企業集團在這十年中快速爬升、欣欣向榮 （例如郭台銘的鴻海集團），或是相當程度的維持其企業實力（如台積電、聯電）。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：何以致此？為什麼有些企業在向下沉淪，有些卻在向上提升呢？無可否認地，企業興衰背後當然有許多個別因素，但除此之外，有沒有大環境的影響呢？

    台灣面積不大、人口不多、內需市場不足；多年來，台灣經濟的活力都是靠進出口等涉外部門在支撐。廠商的國內投資固然有助於提升國民所得，但是其所投資的機器設備，無論如何還是要用來製造產品、拿到國際上去銷售圖利；若是只鎖定台灣島內市場，是絕對不夠的。在全球化風起雲湧之際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障礙逐漸排除，任何國家想要迴避國際市場的挑戰都益發不可能。用貝克教授的語言來說，就是全球化使得國際市場對企業的規範力量（discipline）越來越強；任何企業若是逃避這種市場力量，就注定要快速走下坡。我認為，這就是一股主宰台灣企業興衰的大歷史力量。不只台灣如此，全世界各國都面臨類似的壓力。最近某一期《經濟學人》報導，英國近十幾年經濟突飛猛進，主要也是因為該國對全球化競爭適應力特強，短短時間就將美法德日諸國比了下去。該報導指出，英國的競爭力是被市場競爭「銳化」的（sharpened by competition）。

    如果觀察過去十年台灣企業的起落，似乎應驗了前述市場規範的主宰威力。大凡那些在十年間走下坡、衰敗不堪的企業，大都是只能在國內叱吒風雲的「地區性」企業；那些在十年間屹立不搖或穩健爬升的，則大都是在國際上接受廣大市場挑戰的國際企業。封閉於國內的企業家要發展，有的靠政府特許、有的靠政治裙帶、等而下之的則是手腳不乾淨掏空吃乾。當民主政治漸漸看不慣這些特權嘴臉時，民意或立法壓力就會出現，而以種種的社會規範予以制約。這些封閉企業由於缺少國際市場的競爭，在經營效率上往往是花拳繡腿，難以與國際競爭對手匹敵。一旦政治裙帶受到制約，當然就只有衰敗一途。這就是台灣企業興衰的寫照。

    當然，企業封鎖於島內，未必是他們的本意。我們的政府不准許多行業赴對岸設廠、設分行、投資、布點，在在都限制了本土企業的國際布局。一旦東協加Ｎ等國完成了自由貿易區協定，台灣就會更加隔絕於國際社會。屆時，台灣企業對國際市場的規範力量將益趨不敏感。面對這樣的大歷史趨勢，台灣企業的挑戰，恐怕是一年比一年嚴峻。